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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父親在世時，經常跟我們提起當年闖蕩北大荒的那段經歷，會飽含深情地說：“當時多虧了衣服上別著的一枚校徽幫了我大忙，如果沒有那枚校徽，能不能到北大荒都是個未知數。”

時光回轉到1960年8月初，父親接到舅爺從北大荒的來信，說那里雖艱苦，但還能吃上飯，看著看著父親便動了心。

那時父親在遼東老家一個小鎮教學，正值暑假，待在家里餓得頭暈腦脹，便一咬牙一跺腳，決定投奔舅爺到北大荒闖蕩。

臨走前，父親兜里只裝了6個烀熟的小土豆，還有衣服上別著的一枚校徽——他怕摘下來丟了，就帶著去北大荒做紀念。

從老家的小鎮子坐客車來到丹東火車站，父親頓時腦袋大了許多。車站里有好多盲流人員，兩個執勤人員正扳著臉挨個盤問。

到了跟前，他們看到父親衣服上別著校徽，態度立刻好轉了許多，讓他進去買票上了火車。二十多歲的父親，正是能吃能造的年齡。上車后他便躲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，掏出那幾個小土豆，三下五除二吃光了。

與父親擠在一起坐的是位30歲左右的婦女。她帶著兩個孩子，大的七八歲模樣，小的才兩歲，剛會走路。

坐了一宿的火車，天剛泛亮，那位抱著小孩子的婦女突然尖叫一聲，給了孩子一巴掌：“你咋尿了呢？把包袱都尿濕了。”

接著手忙腳亂打開濕了的包袱，又尖叫起來：“這倒霉孩子，你把你爸的信皮尿濕了，看不清信皮了，咱怎么找你爸呀？”

父親忙掏出一個小本子說：“大嫂，別急，我按照信皮地址給你謄寫一遍。”說著取出鋼筆把信皮重新抄好，交給了她。

那位婦女感激地說：“大兄弟，太感謝你了，一看你衣服上的校徽，就知道你是當老師的。”邊說邊拿出塊發糕分給兩個孩子，又執意遞給父親一塊。

那位婦女在哈爾濱倒換車，臨下車時硬是又塞給父親一塊發糕，說：“你還得繼續坐車，一點吃的沒有哪行啊？”

每次回憶到這里，父親的眼圈都會發紅了，說：“假如沒有那塊發糕，我肯定會餓個半死。”

兩天兩宿后總算是到了永安鄉，下車后一打聽，還得走60里地才能到農場連隊。父親實在沒有體力了，也只好硬著頭皮走。坑坑洼洼、泥濘不堪的路，大概走了6里多，一條一百多米寬的大河橫在了面前。

見岸邊小船上坐著一位擺渡的老漢，父親走過去問：“大爺，到對岸要多少錢？”那老漢伸出一巴掌說：“不多，5角錢。”父親咬咬牙坐了上去。

老漢劃著船把父親送到對岸，父親從兜里掏出他唯一的那支鋼筆遞到老漢面前，面露羞色，說：“大爺，對不起，我實在是沒有錢了，把這支鋼筆給你吧。”

老漢看了看父親，說：“我大字不識幾個，要鋼筆干什么？一看你就是個讀書人，坐船的錢就免了吧。”問到父親還得走50里路到農場，老漢嘆了口氣說：“都是饑荒鬧的，我這兒還有兩個小甜瓜，拿著吧。”

父飽含著淚地揣著兩個小甜瓜繼續前行，中午12點鐘，才走了10里路到了向陽鄉。父親在向陽鄉的街上四處撒目，突然看到一群人在往一個大食堂走去，父親也跟著走進了食堂。

正好有個三十來歲的男子進來了，父親便迎過去問道：“同志，我能不能在這兒吃點飯？我要去農場。”那位男子望了望父親說：“我們這里不對外，只有參加干部培訓班的人才能在這里就餐。”

看到父親乞求的眼神，那位男子說：“小伙子，你等一會，我給你打飯去。” 又遇上了好心人，父親萬分驚喜。

不一會兒，那位男子就給父親打了一碗豆腐湯和兩個大饅頭，說：“看你別著校徽，肯定也是個有文化的人。”接下來的40里路全是深山老林，父親拾起一根木棍握在手里，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一氣走到了農場連隊。

舅爺領著父親住進了連隊里馬架子、大窩棚。舅奶把飯菜端上來了，菠菜湯和黑面大饅頭。父親一口氣吃了4個饅頭，吃得山呼海嘯，心花怒放。

舅爺說：“雖說北大荒路沒路樣，房沒房樣，但這里人少地多，飛禽走獸成群，就是撿著吃，也餓不著。而且，將來一定會有大發展。”

一番話說得父親直點頭：“這年頭還能吃上大饅頭，簡直是在作夢，就憑這，我哪兒也不去了，就在北大荒干了。”之后，父親真就在北大荒扎下了根，一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下去。

來北大荒這一路，父親經歷了很多艱辛，也始終念念不忘幫助過他的那些人。他曾多次托人打聽那位到齊齊哈爾軍工廠去找丈夫的大嫂，還憑著記憶寫過兩封信，但是全都被退回來了，始終沒有打聽到她的任何消息，這成了父親的一件終生憾事。

慶幸的是，父親在農場落下腳之后，即找機會扛了一袋白面去找到了那位擺渡的老漢，專門感謝老人家。后來也時不時地去看望他，一直到老人家去世。

父親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找到的那位在向陽鄉給他打飯的好心男子——那位劉姓好心人，當時在糧庫當干部，1962年帶頭下放回鄉務農。

當時農村條件很苦，日子過得十分艱難，父親就今天扛袋面、明天拎桶油，去接濟接濟劉同志一家。他們很不好意思，直喊父親是恩人，父親卻說：“你們把話說反了，我喊你們恩人才對。”

我家的日子也并不寬裕，后來父親終于琢磨出一個好辦法——讓劉同志拉來一些粗糧跟農場連隊的人換細糧，從中掙點差價。

一來二去，劉同志家的日子過得滋潤、寬綽了，農場的人們也調劑了口味。劉同志很是感激地說：“真沒想到，想當年，我只幫了你那么一點小忙，你日后卻幫了我這么大的忙。”父親說：“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，這樣的情我永生也不能忘啊。”

父親很珍惜那枚校徽，放在一個小木箱子里保存著，時不時地拿出來看看。只要一看到這枚校徽，就會想起那段往事，那段他生命里難以忘卻的經歷。

1972年春，給我們搬家拉車的馬毛了，一路狂奔，把父親那個裝著校徽的小木箱弄丟了。父親像是丟了魂似的，心里怎么也過不去那個坎。

那段日子，父親的心情一直不太好，動不動就發脾氣。媽媽安慰說：“丟了就丟了吧，你也不在那所學校教學了，那枚校徽也不能用了。”我們也都躲他遠遠的，生怕惹他不高興。

我們知道，那枚校徽，已經永遠地刻印在父親心間。直到去世之前，父親還念念不忘，斷斷續續地對我們說：“想當年，我闖蕩北大荒，多虧了有那枚校徽陪伴著，沒有它，能不能走到北大荒都是個未知數。”

想必，在天堂里的父親，也一定沒有忘記帶走那枚珍貴的校徽吧？